彭德怀为何在庐山会议上坚持说真话？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一、彭德怀为何在庐山会议上坚持说真话？

彭德怀直截了当地说：“粮食没有那么多。”当时有人批评彭德怀思想“保守”，说：“老总啊，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可怎么办呢？”彭德怀解释说：“公布的数字宁可少一些，将来追加数字比较主动；公布的数字多了，将来被动。”武昌会议结束后，彭德怀便回到湖南家乡去做调查，决心把有些情况弄个水落石出。

彭德怀元帅自1925年盛夏离开故乡湖南湘潭乌石寨，直到1958年，其间33年，从未回过家乡。从一个农家放牛娃和湘军旧式军人，成长为叱咤风云的共和国元帅，他怎么能忘怀那处哺育了他的小寨子呢？几十年风风雨雨，彭德怀每每在戎马倥偬的间隙，总要回忆起他的故乡。遇到家乡人，总是饶有兴趣地问长问短。

彭德怀对“大跃进”中的问题，在认识上发生明显变化，是1958年12月中央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时开始的。首先对当年的粮食产量，他提出了不同看法。当时，在西北地区的小组会上，讨论公布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数字的时候，许多人赞成公布1万亿斤或12万亿斤，甚至还有人说“粮食要多少有多少”。彭德怀不同意这些意见。他直截了当地说：“粮食没有那么多。”当时有人批评彭德怀思想“保守”，说：“老总啊，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可怎么办呢？”彭德怀解释说：“公布的数字宁可少一些，将来追加数字比较主动；公布的数字多了，将来被动。”武昌会议结束后，彭德怀便回到湖南家乡去做调查，决心把有些情况弄个水落石出。

彭德怀在湖南做调查，是由省委书记周小舟陪同的。周小舟和彭德怀同乡，也是湖南湘潭人，学生出身，抗日战争以前就给毛泽东当过秘书。小舟这个名字就是由毛泽东叫他“小周”叫起来的。他是一个头脑清醒，工作深入，讲求实际的人。他陪彭德怀先到了湘潭县乌石大队彭家围子所在的卫国人民公社。周小舟告诉他：前些时候湖南省委开过一次常委会，会上大家都不同意把当年的粮食产量估计得那么多，也不同意把次年的粮食产量指标定得那么高。所以，近几个月湖南老是挨批评，还被拔了“白旗”。可是后来证明，“插红旗”的某些省粮食相当紧张，而他们这个被拔了“白旗”的省，粮食倒还富余。竟出现了“红旗省”向“白旗省”借粮的怪事！

听着周小舟的介绍，彭德怀发现，湖南的情况和他在甘肃河西走廊看到的情况是那样的相似。他更感到这次回乡做调查的必要。

为了便利于听到群众的真实反映，彭德怀没有住招待所，而是住进了彭家围子自己的旧居。到家乡的当天晚上，乡亲们都来看望，老人、妇女、孩子，挤了满满的一屋，问长问短。彭德怀向乡亲们彭德怀（左二）在乡村调研宣传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询问群众的生活和生产情况。在公社和大队干部座谈会上，当有的干部谈到今年粮食大丰收，吴公塘生产队亩产过千斤时，彭德怀未敢轻信。他立即同干部们步行数里来到吴公塘田边，打着手电筒，蹲下身来，拔起一兜禾茬，数着一兜禾上有多少株稻秆，每个穗上大约有多少颗稻谷，细心计算着每亩地的产量。他对干部说：“我最近看过不少地方，有的讲亩产几千斤，上万斤，吹得很厉害。老实说，我是有怀疑的。我们当干部的，办事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搞浮夸。”听公社干部说，他们公社的炼铁厂出了640多吨铁。彭德怀就去看了公社炼铁厂。情况和他在别处看到的一样，是“大兵团作战”。

事后，彭德怀跟公社干部算了算账：为了炼那么一点铁，集中公社、大队全部劳力运料，丢开农业生产，让稻谷烂在地里；为了解决燃料问题，拆毁了社员许多住房，砍伐了大片山林；为了收集原料，连社员的农具和做饭的铁锅都砸了……这是多么大的代价呀！彭德怀对干部和社员说：“过去技术落后，民间需要制造农具用这种小土炉炼铁。现在大规模这样搞，看来不是好办法。”在乌石学校，彭德怀看了教室和教员们的宿舍，尝了学生们的饭菜；在赵家弄子大队，彭德怀参观了设施十分简陋的幼儿园；在许家塘大队敬老院，彭德怀和几位少年时代的伙伴进行了亲切交谈，得知他们每餐每人只能吃到二三两米（16两一斤），数九寒天老人们还睡在光光的篾席上，连褥单都没有，被子也破烂不堪。彭德怀紧锁着眉头忍不住说：“这叫什么敬老院、幸福院！”他捐了200元钱给幼儿园，为孩子们买一些生活必需用品。还捐了200元，让干部给敬老院添置些铺盖。

大炼钢铁期间林立的土高炉群对家乡的考察，使彭德怀对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炼钢铁中的问题有了更清晰的了解，也给他增加了更大疑虑。

故乡之行，使彭德怀感触最深，让他最感不安的另一件事情是农村干部的领导作风问题。许多乡亲们向他反映，由于上边给的任务又重又急，基层干部的领导作风也就越来越坏。不讲民主，强迫命令，随便打人、骂人、捆绑人的现象，相当普遍，而且愈来愈严重。彭德怀想起了在延安、在太行山的岁月。那时的干部和群众，军队和群众，甚至领袖和群众，关系是何等亲密啊！

真是血肉相连、鱼水关系。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他为这种变化而深感痛心。

离开家乡彭家围子时，彭德怀殷切地叮嘱前来为他送行的干部：今后再不准搞瞎指挥，不准搞浮夸，不准说假话，不准强迫命令，不准打人骂人，不准罚口粮，不准拆毁社员房屋，不准砍伐山林。二十多年以后，在彭德怀早已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当地干部和群众对他当年规定的“八不准”，还记忆犹新。

直到返回北京中南海，农村干部的作风问题，仍然令彭德怀放心不下。过了三个月，他借着退还给生产队蜂蜜折款的机会，又写了一封长信，寄语乌石大队的干部。信中说：“回到北京住地，数星期以后，才发现你们送我一瓷坛蜂蜜。这是乌石生产大队全体人民的劳动果实。我对中国人民和邻友们无多贡献，吾心为之不安，深感惭愧。拟将原物奉还，又不便投寄，约折款30元，请予查收，交大队投入副业生产。”接着他写道：“搞好生产，增加收入，是领导和群众的共同要求。既然领导与群众愿望相一致，就应当坚持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工作方法。例如，长远计划与年度的具体工作安排，必须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去拟制。拟制以后又必须同群众反复研究，反复商量，取得大多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对于不同意的那部分群众，还需要进行耐心地不断地教育。长远计划也好，年度工作安排也好，如果不认真发动群众，反复讨论，取得多数群众的认识一致，计划和安排即便是正确的，也难以完成各项任务。何况少数负责同志缺乏与群众商量的精神，得不到群众的热情支持，工作任务当然要遭到挫折。”

他坚信自己在家乡看到了真实的“大跃进”，他相信乡亲们跟他说的是真话，所以他在庐山会议上也坚持说了真话。

二、毛泽东庐山打了我一闷棒，还不准辩驳！

处在庐山这座政治舞台另一端的彭德怀，个人感觉和得出的结论完全相反。他在《庐山笔记》中是这样记述的：“7月23日，毛主席给了我一闷棒，这棒叫做打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且将历史上的所有旧账翻出来一连打了好几十棒，这就是'立三路线'、'两次王明路线'、'高饶反党联盟'、'军阀主义'、'大国主义'……有些打了好几次，打得遍体伤痕，两股无肉，然后立案画押，以后不准翻案，不准辩驳。”“据我看，你这一棒打得不适当，不仅在政治上要打死一些人，而且(经济上)会要打出一个大马鞍形。”

毛泽东是8月21日回到北京的。

8月19日下午，毛泽东离开庐山的时候，曾受到江西省委领导和一大群激动得热泪盈眶的工作人员的鼓掌欢送。当时，他心情开朗，充满了胜利者的喜悦。

在庐山的50多天中，毛泽东又像是指挥了一场决定中国发展道路的伟大战役。他批阅了成百份由秘书事先做好标记的会议简报、发言摘要、典型材料和由全国各级党组织或个人写给他的书面报告。他没日没夜地找各协作区的负责人和各类代表人物到“美庐”来谈话，听取他们的汇报和建议，向他们交代政策和策略。为了让会议能最大限度地体现他的意志，他查阅一摞摞的有关书籍，苦思冥想，常常从深夜工作到朝霞染红了窗外的松林。现在“战役”总算胜利结束了。情况正如10多天前他曾对人说过的那样：开头一阵乌云，结果一片晴天！

毛泽东认为他不仅仅取得了一次政治上的伟大胜利，而且在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工作总结方面也创造了新的成功经验。对毛泽东来说，庐山会议无疑是他个人政治生涯中又一辉煌篇章。

但是，处在庐山这座政治舞台另一端的彭德怀，个人感觉和得出的结论却完全相反。他在《庐山笔记》中是这样记述的：

“7月23日，毛主席给了我一闷棒，这棒叫做打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且将历史上的所有旧账翻出来一连打了好几十棒，这就是'立三路线'、'两次王明路线'、'高饶反党联盟'、'军阀主义'、'大国主义'……有些打了好几次，打得遍体伤痕，两股无肉，然后立案画押，以后不准翻案，不准辩驳。”

“据我看，你这一棒打得不适当，不仅在政治上要打死一些人，而且(经济上)会要打出一个大马鞍形。”

“毛泽东同志对中国民主革命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的衔接和转变是正确的，一整套建党建军的原则是正确的，《矛盾论》和《实践论》是反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尖锐武器，总之，(他)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论者。但是，你这次犯了一个比较严重一些的个别错误。照你自己的话说是热多了一点。促使这热多了一点的原因，是'一穷二白'和全党缺乏经验所致。”

“你这次站在'左'的倾向方面反对所谓右倾，而不是反'左'防右，把(应)反对的主次颠倒了。结果不是促使波浪式的跃进，而(是)将要促使大马鞍形的出现。这种形式(势)在1959年不易暴露出来，因为原材料和生活资料都还有些库存，当这些库存用到最后一点时，这种大马鞍形势必暴露。粮食不足，市场紧张情形会比现在要严重得多。党和毛主席的威信都可能受到暂时的影响。这是我的看法，可能有些右倾，等待事实证明……”

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尽管受到了有生以来最严厉的批判，但丝毫没有动摇他对当时形势的冷静分析；尽管受到了毛泽东极不公正的对待，但他仍如过去一样，对毛泽东充满了敬仰爱戴之情。

无情的历史已经证明，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发动的对彭德怀的批判，是他晚年所犯的一个重大错误。这一错误所造成的消极后果，比当时彭德怀所预计的还要严重得多，其影响要深远得多。

政治上，庐山会议进一步发展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的错误，对党内团结，和正在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破坏，带来了无穷后患。

从1957年以后，中国共产党便在阶级斗争和对经济建设问题的认识上，开始发生“左”的失误。在对右派的反击中，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并在理论上修改了“八大”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提出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错误论断。庐山会议在肯定上述论断的同时，又提出了阶级斗争由社会转向党内的错误观点。从这个错误论断和唯心主义的阶级估量出发，庐山会议不仅开了把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同阶级斗争等同起来的恶劣先例，而且把这类阶级斗争理论化，使之成为全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指导方针。

三、毛泽东最后一次约谈彭德怀： “也许真理在你那边”

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在党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央办公厅一些老同志建议把它列为《杨尚昆回忆录》的一章，得到杨尚昆的同意。1996年12月，1997年3月、5月，杨尚昆三次同我们谈庐山会议前后情况。他说，我作为庐山会议的正式成员，又是会务工作的总负责人，是应当对这次会议说几句话的。

1、一次被推迟了的中央工作会议

众所周知，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左”，后来因为毛泽东严厉批判彭德怀的《意见书》，急剧转向了反右倾。杨尚昆当时对此也没有思想准备，但是在和我们谈庐山会议的第一阶段――中央工作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时候，他分析认为，即使没有彭德怀的《意见书》，庐山会议纠“左”的初衷也很难实现。

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后，毛泽东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研究解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1959年6月4日、5日，中央书记处连续两天召开会议，讨论当年工业生产指标。会后，我去毛泽东处汇报，毛泽东对我谈了他对当时形势的一些看法后说，中央对农村和市场方面都有了指示，下面贯彻落实需要一定的时间，原定6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可以推迟到7月。他说想利用这段时间出去摸摸情况，做到心中有数。6月13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强调计划必须落到实处，要注意综合平衡。他说，1958年搞“大跃进”，成绩很大，现在出现了一些问题不要紧，不碰钉子不会转弯。1957年调低指标是必要的，1956年的错误是不应该公开反冒进，明年的指标也可以低一些，搞一个马鞍形。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办好农村食堂。他宣布，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不开了。20日，毛泽东离京南下，次日，到达郑州。当晚，毛泽东的秘书高智打来电话，说主席提议在庐山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要我征询中央常委各同志的意见。我当即报告刘少奇，刘少奇连夜召开会议，中央常委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因对庐山承办会议的条件一无所知，决定让我先去庐山，进行安排。这已经是22日凌晨了。上午，我即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对庐山会议的会务工作作了简单部署。23日，我直飞南昌，同江西省委的同志见面后即赶赴庐山，到庐山已是晚9时多了。这时我又得悉毛泽东准备回韶山，会议推迟到7月1日。

7月1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陆续到达庐山。2日，会议开始。毛泽东提出了准备讨论的从读书到形势和任务，从国内到国际共19个问题。会议的开法是先用几天时间座谈以上一大堆问题，有的问题争取形成文件，然后再开两三天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文件。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借用湖南省委提出的“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作为会议的指导思想。当时，与会者对于如何评价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有很大分歧。毛泽东说，“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发生的问题，从郑州会议到现在己经初步解决了。从全局来说，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刘少奇提出，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有一些同志认为“大跃进”的成绩应该肯定，但是存在的缺点、错误和带来的后果，比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应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承认指导思想有失误，采取措施切实纠正。也有一些同志不愿多讲缺点和教训，还有意无意地压制别人揭露问题、提意见。随着讨论的不断深入，批评“三面红旗”的意见越来越多。特别是7月16日毛泽东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为题，批印了彭德怀的那封信以后，坚持还是否定“三面红旗”的分歧更加鲜明突出，基本赞成彭德怀《意见书》观点的占多数。这期间，李锐也曾问周恩来对彭德怀的《意见书》的看法，周恩来说“那没有什么吧”。

7月8日，周恩来召集小会，商谈会议讨论的哪些问题需要形成文件。到会同志一致认为会议讨论的问题，许多尚不成熟，可以形成文件的不多，并建议会议尽早结束。10日，毛泽东指定我、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5人组成小组，负责为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起草一个《记录》。13日，毛泽东提出5人小组增加陆定一、谭震林、陶鲁笳、李锐、曾希圣、周小舟6人，扩大为11人小组，限2日内写出初稿，14日夜印好送给他。遵照这一指示，起草小组立即开会，给“秀才”们分题目，分头起草，由胡乔木抓总，我负责组织联系。当天午夜，各位“秀才”交卷，随即付印。14日凌晨印出清样，各小组全天逐条逐句边讨论、边修改，14日夜如期印出一稿分送毛泽东、中央常委和各组同志人手一份。15日各小组全天都在开会讨论《记录》。那几天，时间抓得很紧，真是分秒必争，大有会议即将结束之势。

7月15日，就在各组讨论《记录》的同时，毛泽东提出要北京再来一些人，参加最后几天的会议。16日，毛泽东批印彭德怀《意见书》的同时，又提出改变庐山会议分组办法。具体地说，就是北京来的同志要调一下组。比如你原来分在华东组，那么从明天起就不再参加华东组的会议了，换到别的组去。毛泽东说：“这样做，见闻将广博多了，可能大有益处。”

各组对《记录》的意见，大多集中在“关于形势和任务”部分。实际上就是如何评价“三面红旗”问题。尽管前一段对“三面红旗”的批评意见很多，后来对彭德怀的《意见书》也是多数表示赞成，但是在最后形成正式文件时，就要字斟句酌了。有人说《记录》对“大跃进”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和丰富经验表述得不够充分，而对存在的问题写得过于具体，会给群众泼冷水；有人说《记录》对缺点看得过重，是一个泄气文件。7月23日以后，有人干脆指责《记录》和《意见书》“唱的是一个调”。这表明，当时虽然许多同志看到了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的危害，要纠“左”；但另一方面，自己头脑里求速成的急躁情绪并未得到克服。在这种情况下，庐山会议纠“左”的初衷，注定无法实现。

7月17日，彭真到达庐山。22日，由彭真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修改《记录（第二稿）》，意见还是集中在“关于形势和任务”部分。不料，23日，毛泽东突然在大会上讲话，严厉批评彭德怀的《意见书》，风云突变。但这时刘少奇仍然要求起草小组 尽快改出《记录（第三稿）》，争取提交会议通过，形成正式文件发下去。24日，毛泽东也在大区负责人会议上说，《记录》已改到第三稿，合乎实际，有利团结工作。起草是个过程，一稿被推倒，二稿作者本人不满意，现在三稿准备发表。但是随着会议反右倾的不断升级，《记录》的事也就不再提了。

7月2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中央关于召开八届八中全会的决定，议题是：（一）经济建设指标问题；（二）总路线问题。8月2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开幕。但是人们习惯上把这次会议同前一段的中央工作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统称为庐山会议。

2、从纠“左”转向反右

杨尚昆一生做了两件违心的事，一件是1978年11月28日，为了尽快出来工作，违心地在留有尾巴的审查结论上签了字；另一件就是在庐山会议上违心地批判彭德怀。对后者，他一直是心怀内疚的。他和我们详细讲述了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特别是批判彭德怀的情况。

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对彭德怀的《意见书》中的观点逐条批判。他声色俱厉地说，假如做了10件事，9件都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打游击，造反。你解放军跟不跟我走？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毛泽东把问题看得如此严重，会议气氛骤然紧张。

7月26日，毛泽东又以《对于一封信的评论》为题批印了东北协作区办公厅干部李云仲反映当时经济生活中一些问题给他的信。这封万余言的长信，既反映了一些重大问题，指出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同时，忽视“左”倾冒险主义的侵蚀；关于农民和工农关系问题以及计划工作中存在主观主义等；也反映了一些具体问题，如指出铺张浪费之风严重等。毛泽东对此信作了长达2500字的评论，指责信的作者专门收集缺点方面的材料，而对成绩方面的材料，可以说根本不发生兴趣。他认为“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一天，各小组又传达了毛泽东讲的几句话：“事是人做的，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限，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话不多，但分量很重。一个文字评论，一个口头谈话，意思是明白的，同彭德怀划清界限，反右！

7月30日 ，迫于当时形势，我在小组会上也不得不违心地批判彭德怀。我说《意见书》的政治方向，是反对建设时期总路线和1958年以来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

7月31日、8月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两次开会，在小范围内清算彭德怀的历史总账和思想根源。但是会议情况都及时地向各小组传达，推动了大范围对彭德怀的斗争。

8月2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开幕。毛泽东在讲话中把对彭德怀的批判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要求大家讨论路线是非问题。同日，毛泽东写信给张闻天，信中说“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里去了”，说彭德怀同张闻天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军事俱乐部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在会议期间，有人看见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曾经到彭德怀那里去串门，这本来是同志间的正常交往，可就是有人把它当作问题煞有介事地反映给毛泽东，大概是表白自己同彭德怀划清界限吧。毛泽东就说他们是军事俱乐部。其实，张闻天、周小舟根本与军事无关；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黄克诚是总参谋长，他们交往密切是很正常的。

当时给彭德怀戴了几顶帽子，说彭德怀的《意见书》是“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是“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的反总路线、反党中央、反毛主席的活动”，“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向党进攻的纲领”。彭德怀是“漏网的高饶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是“里通外国”、“与苏修反华相呼应”。彭德怀从维护大局出发，不得不违心地反复检讨，承认“客观上起了反对‘三面红旗’的作用”，“造成严重后果”，但始终不承认“高饶反党集团成员”和“里通外国”。

黄克诚是7月17日才到庐山的。19日，黄在小组会上发言，对“三面红旗”的看法和彭德怀的观点差不多。于是有人批评他，他蒙了。当晚，他跑来找我，问我怎么回事。我把前一段会议情况向他作了简要介绍。他说不管怎么样，有些话我还是要说。23日，毛泽东讲话后，黄克诚同许多人一样，思想不通。当晚，周小舟、周惠、李锐一起到黄的住处，议论毛泽东的讲话。周小舟说了一些过激的话，还说：“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黄克诚劝他们，有意见应直接找主席当面谈，不要随便议论。这件事后来传出去了，就成了他们背后进行反党活动的证据。

7月21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了长达3小时的系统发言。在这以前，胡乔木听说张闻天准备发言，特意给张打电话，要他“注意形势，少讲缺点”。但是张闻天还是按照他准备的发言提纲讲了。他在基本肯定了“大跃进”的成绩以后，着重讲了缺点、缺点的后果以及产生缺点的原因。他肯定彭德怀的《意见书》，说：“这份《意见书》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但是从各方面的反映看，不少同志似乎对彭德怀同志这个出发点研究不多，只注意了他信中的一些具体说法，其实是肯定了成绩的。他说，成绩是基本的，这同大家说的一样。至于个别说法，说得多一点少一点，关系就不大。”他强调“现在的问题是防止骄傲自满、麻痹大意的情绪。要更多地看到存在的问题的一面。”他指出：“总结经验时，就不能满足于说缺乏经验，而应该从思想观点、方法、作风上去探讨。”张闻天的发言材料翔实、观点鲜明，论述有理有据，讲后反应很大。后来把张闻天的这篇讲话说成是对彭德怀的《意见书》“全面系统地发挥”。

还有一个小插曲。按照惯例，与会同志在小组会上发言，都摘要刊登会议《简报》。那天，刊登张闻天发言要点的《简报》刚刚准备付印，他就打电话来要求撤回。我就去请示刘少奇。刘少奇说：“人家自己的东西，要求退回去，就退给他吧。”这说明张闻天在思想上也有顾虑。他在会上评说“大跃进”的缺点是冒了很大风险的。他要求退还他的发言稿，对我来说也很为难，如果我不请示刘少奇就退给他，就会有人说我同“教条主义者”又弄到一块去了。

周小舟那时有些年轻气盛，加上他过去曾经当过毛泽东的秘书，在毛泽东面前说话不大拘谨。在庐山，开始他比较活跃。7月11日夜，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周小舟反映“大跃进”中下面干部讲假话的情况，还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毛泽东听了不但没有表现反感，反而谈笑风生，气氛轻松。这次谈话后，周小舟就向人散布空气，说毛泽东要反“左”，引起下面议论纷纷。周恩来听到议论，问我这是从哪里传出的话。我告诉周恩来，听说是周小舟讲的。周恩来就让我转告周小舟，不要再传这个话了。周小舟也把毛泽东找他们谈话的情况告诉了彭德怀，并怂恿彭也去找毛泽东谈谈。彭怕当面谈不好，就写了7月14日给毛泽东的那封信。16日，彭的信印发以后，周小舟在小组会上表示赞同。23日毛泽东讲了话，周小舟就成了重点批判对象。

8月10日，小组会上有人揭发周小舟在7月23日毛泽东讲话的当天晚上，在黄克诚处讲过“主席像斯大林晚年”的话。全场大哗。后来又有人揭发李锐曾向周小舟转述田家英说过“将来有一天他调离中南海时，准备向毛泽东提三条意见：（一）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这又引起巨大震动。李锐当场咬定这话不是田家英说的，是他自己的想法。会议转向批判李锐，被刘少奇制止，说李锐不是中央委员，他的问题另外解决。

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彭德怀的《意见书》是“导火索”，看来事情带有偶然性，其实不然。会议前期，大家思想并没有敞开，对形势的估计一直存在分歧，一些不同意见遭到压制。毛泽东原来估计，彭德怀的《意见书》印发后，会引起一些人的批评和反对，而实际情况却是得到了不少人的同情和支持。毛泽东怀疑党内有人在刮风；一些“左”派人物感到批评“三面红旗”的人越来越多，会使人泄气，担心“左”派队伍守不住阵地，有人就到毛泽东那里去告状，要求毛泽东出来讲话。与此同时，从中央到地方都不断传来对“三面红旗”的尖锐批评；在国外，赫鲁晓夫和东欧国家的一些领导人，也连续发表批评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讲话和文章。这一切都使毛泽东感到形势严重，必须进行反击。

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事先并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刘少奇对反右是有保留的。他曾找胡乔木谈话，表示对彭德怀的《意见书》，可以在小范围内批判，总的部署还应继续纠“左”，《记录》要争取发出去，让下面继续纠“左”。他要胡乔木向毛泽东反映这个意见，胡乔木说这已经不可能了。

周恩来担心彭德怀对突如其来的严厉批判，身心承受不了，就要我安排彭的夫人浦安修上山，从生活上照顾彭德怀。

8月1日，朱德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就彭德怀的《意见书》谈自己的看法，言词比较缓和，还没有讲完，就被毛泽东打断，指责他“隔靴搔痒”，弄得朱德下不来台。林彪调子最高，说彭德怀“这回是来招兵买马的”，“想当大英雄”，“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又说这次解决彭德怀的问题，消除了党内可能出现分裂的隐患和避免了经济上出现大马鞍形。林彪的话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

邓小平、陈云因病留守北京，没有参加庐山会议。

8月16日，八届八中全会闭幕。全会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会后，从中央到基层全面开展反右倾斗争，错误地批判和处分了大批党员和干部。

3、保护“秀才”过关

庐山会议期间，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和吴冷西、李锐等一批“秀才”，由于基本赞成彭德怀的《意见书》，并私下对“三面红旗”有所质疑，被卷入到批判当中。最初由彭真提议，几位中央常委也同意，最终保护了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和吴冷西过关。杨尚昆在这期间为此做了一些具体工作，他给我们简略讲了讲这个情况。

在上庐山的路上，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和吴冷西、李锐等一批“秀才”，对1958年以来的形势就有一番议论。“秀才”们说话百无禁忌，尽管他们在思想上也不可能不受“左”的影响，但他们面对“大跃进”带来的严重后果，却不能不对“三面红旗”提出质疑。会议开始不久，“秀才”们开始接受起草庐山会议记录任务，心思都集中在如何总结“大跃进”的教训，继续纠“左”问题上。当时，田家英曾把他在四川调查中反映浮夸问题的材料送给毛泽东参阅，引起四川省委负责人的不满；田家英在小组会上发言时，还同四川省委的那位负责人发生了争吵。彭德怀的《意见书》印发以后，“秀才”们都反映写得不错，同他们起草的《记录》基本观点相同。有的组对彭德怀的《意见书》提出批评，田家英、吴冷西还作了解释。

7月23日，毛泽东讲话后，风云突变，这对“秀才”们如晴天霹雳。有人批评田家英反映四川问题是攻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人批评吴冷西和彭德怀一个鼻孔出气，“犯了路线错误”。使“秀才”们最担心的是他们在会下议论过的一些“私房话”，如果泄露出去，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秀才”们会下议论过的“私房话”还是传出去了。

当时，会议除集中对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开火外，那些曾经表示赞成或基本赞成彭德怀的《意见书》观点的人，也无不遭到严厉指责，批斗范围有进一步扩大之势。彭真就来找我商量，提出要保护“秀才”。为此，彭真、薄一波和我专门找李锐谈话，要他到此为止，不要再扯宽了。我把这个意思向刘少奇、周恩来和毛泽东汇报，他们也表示同意。随后毛泽东分别找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谈话，批评“秀才”们前一段表现不好，方向有些不对头；同时又要他们不要过分紧张，要夹着尾巴做人；还说过两天向会上打个招呼，下“停战令”，对“秀才”们挂“免战牌”。我到“秀才”们的住地，告诉他们：主席已经要我向各组组长打了招呼，要他们集中精力开好八中全会，不要再提“秀才”们的事情，你们可以放心了。

8月11日，毛泽东在八中全会上作长篇讲话，对彭德怀等同志作了系统的批判，同时也讲了要“保护秀才”。他说军事俱乐部那些人想把“秀才”们挖去，我看挖不去。“秀才”是我们的人，不是你们的人。他还说“李锐不是秀才，是俱乐部的人”。这就正式把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和吴冷西保护过了关。

但是，庐山会议后。中央根据庐山会议对“秀才”们的揭发材料，仍决定对他们立案审查。10月，彭真两次找“秀才”们谈话，核对材料。几位“秀才”也向中央作了书面检讨和申辩。10月17日，毛泽东找四位“秀才”谈话，说你们在庐山的表现不好，但不属于敌对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是属于基本拥护总路线、但有错误观点或右倾思想的人。至此，事情宣告结束。

4、庐山会议后的彭德怀

庐山会议后，撤销了彭德怀在军队内的职务，但仍保留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党内文件照发，中央政治局会议也照常通知他参加，不过彭德怀照例请假就是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彭德怀有什么事都是通过杨尚昆这个办公厅主任向中央反映。

1959年国庆节前夕，彭德怀搬出中南海，移居吴家花园。10月21日，毛泽东找彭德怀谈话，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等同志都到了，我也在座。毛泽东肯定了彭德怀9月9日写信要求学习和参加生产劳动的意见，说读几年书好，要学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谈话时气氛很好，谈话以后又共进午餐。彭德怀离去以后，毛泽东嘱我以后要经常去看望彭德怀，每月至少两次，主要是了解他的思想动态，帮助他联系和解决学习和生活上的一些问题。11月9日，我和彭真一起去彭德怀处，在彭那里召集高级党校党委常委会，杨献珍、艾思奇、范若愚等同志都到了。当场安排了彭德怀到党校学习的问题，并当面交代，彭德怀是毛主席批准到党校学习的，要派专人辅导他的学习，有什么问题由杨献珍同彭德怀直接联系。

后来，毛泽东多次提出，要彭德怀出来做点事。有一次，他对我说，可以让彭德怀当农垦部部长，要我去征求彭德怀的意见。当然，如果彭德怀同意，下一步还要做王震的工作，让王震把农垦部部长的位置让出来。我考虑，那时彭德怀的情绪很不好，不可能出来工作，因而一直没有同彭德怀谈。还有一次，毛泽东指定我和陈毅、聂荣臻三个人去做彭德怀的工作，主要是说服彭德怀承认错误，有所表示。可是彭德怀心里不服，一直顶着不表态，我们三个人都认为不好开口。以后我见到毛泽东，就说你要我们三个人去做彭德怀的工作，你讲个方针才好。毛泽东看到我们有难处，笑了笑说，那就算了吧！

1961年9月19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到农村去做调查研究。请求中央允许他先去湖南故乡搞三个月，了解农村情况，明年春天再去山西太行。他提出，如果允许他外出调查，行前希望见主席一面。我立即把彭德怀的信送给毛泽东，过了些日子，毛泽东批回来：“彭德怀到哪里去都可以，半年也行。”10月23日，我去彭德怀处，把毛泽东同意他下去调查的情况告诉他。25日晚，彭德怀到我的办公室，交来一份去湖南的调查提纲，并要求中央办公厅给他派一个临时秘书，随他去湖南，帮助整理调查材料。第二天，我把金石同志找来，对他说：“彭德怀最近提出要回湖南家乡看看，作些农村调查。因为庐山会议后彭原来的秘书都回军委去了，这次他下去要求中办给他派一位同志帮他整理材料，我们考虑你去比较合适。”金石有些紧张，我对他说：“彭德怀现在仍然是政治局委员，你还是要尊重他。你帮他整理材料，他要你怎么写，你就怎么写，有错误由他负责，与你无关。”

10月30日，彭德怀离京去湖南。他到长沙后，湖南省委书记胡继宗向他介绍了有关情况；在湘潭，由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接待。11月3日，彭德怀就到了他的家乡湘潭县乌石大队为民生产队彭家围子村。

一个多月以后，彭德怀从华国锋那里得知中央准备召开一次由中央局、省、地、县委和大的厂矿企业一级负责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他认为这个会议主要是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十分重要，决定立即结束湖南调查返回北京。

彭德怀这次去湖南，历时50多 天，最后整理了5份调查报告，他要金石交给我，并附信说：“这些材料都已经和省、地、县委同志交换过意见，没有大的不同意见。如有错误，完全由我负责。”我把彭德怀的几份调查材料，连同金石写的随彭德怀去湖南情况的报告，一并报送毛泽东。这件事，事前经过毛泽东批准，事后又向毛泽东作了报告，从工作程序和组织原则上讲都是无可指责的。

彭德怀回京以后，看到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的文件，对刘少奇的书面报告认为是比较实事求是地总结了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还是满意的；对报告中再次肯定庐山会议的反右倾斗争，也不想要求平反。但是，1月27日，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说：“彭德怀的错误不只是写了那封信，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因而，“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彭德怀对此非常气愤，立即打电话给我说：“请转报主席和刘少奇，郑重声明没有此事。”事后，彭德怀还向人表示，看了刘少奇的讲话，很不舒服，书读不下去，觉也睡不好。彭德怀本来打算春节以后再到太行山老解放区去看看，搞些调查研究，现在这个样子不能去了，去了人家不好办。

七千人大会结束以后，彭德怀立即动手把自己的一生经历，是非曲直，详细地写了一个书面材料，要求中央予以审查。这就是后来所谓彭德怀翻案的《八万言书》。6月16日，彭德怀到中南海把这份材料亲手交给我，我按照他的要求，印发给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为了郑重，《八万言书》印出清样后，派人先送给彭德怀，请他校阅后再正式印发。他却说：“相信中央办公厅，不看了，印发吧。”当年7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责彭德怀翻案，提出要批判“翻案风、黑暗风、单干风”。9月，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中全会和随后的国庆13周年活动，就不再通知彭德怀参加了。在全会上，毛泽东明确表示：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以平反。全会还决定成立“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对他进行全面审查。

后来，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派人去湖南，对1961年彭德怀回乡作农村调查情况作“追踪调查”。原来，彭德怀在湖南调查结束后，湖南省委曾正式书面报告中央，反映彭德怀在湖南期间表现是好的；但这时却又出尔反尔，向中央报告说彭德怀当时有“反党言行”。这次专案调查人员也专门收集一些反面材料，断章取义，肆意歪曲，编造了一个《关于彭德怀同志1961年回湘潭情况的调查报告》，说彭德怀那次回乡调查是“别有用心”、“满腹牢骚”，散布了一系列“反党言论”。这个《报告》送我印发时，我发现《报告》上把那些随彭德怀去湖南的工作人员名字也写上了。我当即打电话给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负责人，说那几个随行人员都是组织上派去做具体工作的，不要把他们的名字写上。这样，避免了一次可能发生的新的株连。

1965年9月11日，毛泽东要彭真代表中央找彭德怀谈话，说中央决定你去西南工作，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副总指挥。彭德怀表示，我是共产党员，应该服从党的分配，但我犯了错误，说话没有人听，对工业也是外行，还是希望去农村作调查。23日，毛泽东亲自找彭德怀谈话，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也在座。毛泽东说：“彭德怀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时，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真心诚意的。”“对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毛泽东还对彭德怀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

10月19日，彭德怀来找我，要我帮助他解决去西南赴任的一些具体问题，我当即应允。次日，我派中办警卫局副局长田畴、中办机要室副主任赖奎到彭德怀那里，问他有什么要办的事，要一一帮他办好。11月28日，彭德怀乘火车离京去成都，我的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已被免去，不便以私交关系送他，实属憾事。又岂知，更为遗憾的是， 10月19日一面，竟成永别！

杨尚昆和彭德怀友谊深厚，情同手足。1998 年初，在撰写纪念周恩来、刘少奇两篇文章的同时，他不顾疲劳，又开始撰写纪念彭德怀百年诞辰的文章。他强调一定要把彭德怀最突出的特点写出来，主要写他时刻以党的利益为重，无私无畏，为党为人民奋斗终生，立下丰功伟绩，最后在蒙冤的逆境之中，革命意志弥坚，是一个真正高尚的人。那年5月，杨尚昆去上海，我随行去上海档案馆查档。这期间，他还召集我们随行人员反复讨论这篇文稿。不料，杨尚昆这次归来后就病倒了，《追念彭大将军》一文是他最后的日子里在病榻上定稿的。

彭德怀多次拒绝军委任命究竟为何？

1951年8月，在朝鲜战场的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前额左眉长了一个瘤，经多方催劝才于1952年4月12日到达北京住院治疗。因为朝鲜战争仍在继续，为了对敌斗争需要并对外保密，经军委办公厅商定，将彭德怀的身份改为"北京农业大学王校长"。

由外科主任王厉耕为他作了小瘤子切除手术，又经过一段时间的细心护理，他的病好多了，便整天急着要出院。彭德怀不知道中央军委对自己的工作有何安排，而且，他的心仍系朝鲜，很想回到战场继续指挥战斗。

一、周总理多次探望彭德怀，带来特殊任命

5月5日一早，护士王春玲便兴冲冲地跑到彭德怀床前说："王校长，马上有人要来看你。"小王说罢，帮助彭德怀整理床单和用品。彭德怀听说有人要来，急忙站起来，将头伸出窗外。这时远处走来一位中等个子的人，来人越走越近。彭德怀渐渐看清了来人，情不自禁地喊道："总理，是总理来啦。"

彭德怀喜出望外，握着周总理的手说："国际国内大事集于你一身，你那么忙，还来看我，真不好意思啊!"

周总理说："应该常来看你的，今天受主席委托来看看你。你身体如何？开刀后恢复得怎么样？"

彭德怀拍拍自己的身子，笑着说："我这台机器到朝鲜运转一年半，总的来说还是好的，个别地方不适应，现在住了一段时间医院，已经完全恢复了。你如不信，我走走你看看。"说着，在病房里转了一圈，兴奋地说："怎么样？"

"嗯，恢复得不错，"周总理为他高兴，问，"浦安修这几天来看你了吗？听说去年11月份，浦安修随西北局的参观团到东北参观，并安排她去朝鲜看你，你却不欢迎她，反而埋怨她，只让她呆了两天就催她回来了，有这事吧？"

彭德怀叹了口气说："前方很紧张，很多干部家属都没去，我怕她去后影响不好。所以，她在那里，我整天如坐针毡，怕人家说闲话嘛。"说罢，离开了这个话题，对周总理说："啊呀，在这里住了这么长时间，真把我闷死了。我马上要回朝鲜去，你今天来是不是批准我出院回朝鲜的？"

周总理说："我是为你的工作来的，可是，不是要你回朝鲜。主席决定你在中南海工作。"

"到中南海？"彭德怀十分意外，"那地方不是我呆的，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

"不是开玩笑!"周总理认真地说，"主席让你去专任军委常务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这样可以为我分担一部分工作。"

彭德怀刚刚兴奋的心情没有了，他忧虑地说："我不回朝鲜，总部一大摊工作谁来主持呢？"

周总理说："那里有陈赓啊，你还不放心他吗？不过，最近中央还想调他回国。"

"调他回来做什么？"

"中央考虑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国际形势，尤其朝鲜战争所表现的交战双方在技术装备上的重大悬殊，我们不能停留在小米加步枪的时代，迫切需要现代化装备，要造就一大批军事技术干部，也就是说，准备筹建军事工程学院，着重培养军队的科技人才。陈赓早年进过黄埔军校，又在苏联军校深造过。而且，不久前去过越南，现在在朝鲜指导作战，作战经验丰富，由他筹办军事工程学院是非常适合的。"

彭德怀很赞成中央的决定，他说："中央真是知人善任，不知这座学校地址在何处？"

"中央打算以西南军区第二高级步校、华东军区科学研究室的教员为基础，校址选在黑龙江哈尔滨市，从志愿军三兵团里抽调干部组建。你觉得如何？"

"好是好，"彭德怀心系朝鲜，问道，"他一走，志愿军总部的工作交给谁呢？"

"本来考虑交给宋时轮的，不过，现在中央初步决定要将他调回国，创办军委总髙级步兵学校。所以，考虑将杨得志由十九兵团调到总部，担任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负责作战。杨得志刚到总部，不熟悉情况，只能任副职，你看物色谁代替陈赓的职务好一些？"周总理征求彭德怀的意见。

彭德怀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看邓华行，他虽然在板门店谈判，谈判工作由朝鲜的南日大将挑大梁，后面又有李克农、乔冠华作指导，邓华可以两头跑跑，在总部蹲一段时间，再到板门店谈判也可以。"

周总理考虑了一会儿，点头说："我个人同意你的建议，你出院后，我们到主席那里去谈工作，再提出来议议，然后敲定它。"

5月5日这天，周总理代表毛主席来到医院看望他后，同意他出院。彭德怀打点行装，被安排在中南海的永福堂。

二、彭德怀自认为不合适在中南海工作，想要解甲归田

永福堂是个不大不小的四合院，前院住着任弼时的亲属，东边两边厢房供身边工作人员居住。彭德怀住在北屋。这里环境静，绿树怀抱，鸟语花香。他在医院虽然医护人员来来往往，声音嘈杂，却睡得很香，往往一觉睡到天明才醒。可是，他住在十分安静的永福堂之后，反而难以入睡，几乎通宵没合眼。这是为何？

原来，彭德怀有了心事，躺在床上，他的头脑中想的是周总理与他的谈话。周总理提出要他出任军委日常工作的事，他不知道该不该答应？他联系到过去以往的教训，感到自己性耿直，脾气不好，性子急，不适合在军队上层担任重要职务。

彭德怀的自尊心极强，从周总理嘴里得知中央决定组建一批军事院校的事，而担任筹建工作的刘伯承、陈赓、宋时轮等等，这些人都是些老资格，不是黄埔出来的，就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再想想自己，仅仅在湖南陆军讲武堂呆过一年，文化水平又不高，不能适应新形势。再说，自己年龄也不小了，这么大年龄占着位置，影响年轻人上来，与其干不好让位，不如现在就不占这个位。

他的头脑里翻腾着，一会儿想到这，一会儿想到那。他又想，不在军队干，到哪里去呢？他的头脑中突然出现了"封疆大吏"王震的影子。王震原是彭德怀指挥的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率部进军新疆，担任中共新疆分局书记、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后来又负责抓农垦。那时的报纸经常报道王震深入农村抓生产的事。彭德怀觉得自己也是农村人，熟悉农村，最好能像王震那样，到边远的地区抓抓农业生产。促使他产生这个念头的还有一件事，那是在入朝之前，他在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期间。

有一次，他坐着吉普车到最边远的一个县巡视工作，回西安途中，车子拋锚，停在一个村子附近修理。天黑了，他和秘书想叫开一家老乡的门，进去休息一会儿。可是，大门久叫不开。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才从里面走出一位瘦骨嶙峋的70岁左右的老人。彭德怀和秘书进门后，用手电筒四下照了照，想找条板凳坐一坐。谁知一照，把他俩吓了一跳，坑上挤着男女老少7人，一个个赤条条地只盖着一些乱草。老人不知道他俩的身份，颤抖着说："老总，咱们家很穷，连条板凳也没有。"

彭德怀明白了，这家人只有一套破烂衣服，此刻正披在老人的身上。彭德怀和秘书尴尬地退出来。后来，他俩又看了村上其他几户人家，情况都八九不离十。彭德怀的心情十分沉重，新中国成立后，农村人口占大部分，共产党赶走了蒋介石后的主要任务，应该是让农民尽快地过上好日子，至少要让他们有吃有穿才行啊。那时，他就下定决心，要好好改造大西北。现在朝鲜战争进入尾声，如果让我主持军委工作，还不如改行当农业部长，或者到边远的省份去抓抓农业也行，为发展农业做一点贡献，了却自己的心愿。

三、彭德怀多次拒绝中央任命，主席不悦，总理打圆场

几天后，彭德怀在电话中向周总理透露了自己的想法，周总理回答说："你刚从医院出来，再养养身体，不要急于工作。你的工作中央会考虑的。"

周总理认为，彭德怀提出不担任军委工作的想法，是他太谦虚。再说，彭德怀是朝鲜战场上的一把手、总指挥，刚从朝鲜回来，如果改当农业部长，中外人士会怎么评论？也许有人认为彭德怀在朝鲜表现不好，也许有人认为彭德怀做错了什么事。当时，有什么充分的理由将一位劳苦功高的大功臣轻易改行当农业部长？显然是不可能的，于情于理都说不通。特别是那时苏联和东欧国家，把彭德怀宣传成举世无双的英雄，彭德怀是当时国际风云人物，中央不可能答应他去当农业部长。

两个月后，周总理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议把彭德怀留在北京，以军委副主席身份兼代总参谋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大家感到彭德怀在历次革命战争中表现杰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仗，打得漂亮，打出了军威和国威，这样的大功臣安排在这个位置上不过分，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又过了几天，周总理把中央的决定向彭德怀作了传达。彭德怀焦急而又十分诚恳地说："总理啊，我的请求你们应该考虑考虑嘛！我同你共事风雨同舟几十年，我这人的脾气臭，爱发火，嘴巴不严，说话不中听等缺点，多少年了，你是了解的。我想通了，像我这样的人，打了一辈子江山，不能露出丝毫的倨傲，最好没有一兵一卒反而最安全。在上层办事，一个即使没有野心的人，说错一句话，办错一件事，稍有闪失，就会落个野心家的罪名。所以，我这大炮筒子不适合在这个岗位上，还是让我去当农业部长算了。"

周总理看着彭德怀一脸紧张的样子，不由仰脸哈哈大笑，说："彭大将军在朝鲜面对千军万马联合国军毫无畏惧，为什么回国住了一段时间医院，就想解甲归田呢？我真不理解。不过，中央已经作了决定，中央的纪律你是知道的，全党服从中央，个人服从组织，既然中央已作出了决定，个人应该愉快地服从组织安排，你说呢？"

"我选择干农业不是一时的灵感，是经过长期的独立的思考而决定的"彭德怀口气坚定地说，"我要到主席那里去反映我的要求。"周总理随口说："那你去试试吧，我估计主席不会同意你的要求。"

这天晚上，彭德怀和周总理来到了菊香书屋，毛主席正同聂荣臻谈话，见彭、周二人进来，便招呼他俩坐下后，对彭德怀说："怎么样？思想通啦？"

彭德怀说："我想来想去，总感觉到我当总参谋长不合适，想担任王震那个角色比较好，搞搞农垦事业。至于总参谋长可以让高岗来当，高岗也是个人才嘛，党政军工作都能抓得起来。"

这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彭德怀不了解毛主席的心思，将问题搞得越发复杂和不可收拾了。毛主席听了，没有马上回答。他点燃了一支烟，深吸了一口，又慢慢地吐出袅袅轻烟。彭德怀以为毛主席不吭声就是同意了他的意见，露出笑脸问道："看来主席是同意了我的意见，这一下我可以同锄头钉钯打交道了。"

不料，毛主席面色严峻地对彭德怀说："你推荐高岗当总参谋长我不同意，高岗就没有缺点吗？他真是你说的是个全才吗？"

彭德怀没有想到此时毛主席对高岗有看法，正准备寻找时机解决高岗的问题。对毛主席提出的问题，彭德怀还不以为然，随口又说："那高岗不适合，小平同志也可以嘛。"毛主席仍旧摇摇头说："小平有小平的事，我看中了你，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是个名扬中外的大功臣，给你一个总参谋长职务低了一点呢？"

毛主席的这句话分量不轻，使彭德怀突然清醒了。他呆愣了好一阵，不知该说些什么。他真是后悔莫及。越是不想卷入高层，结果越是事与愿违，让主席再一次误解了自己。这时，他几乎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马上解释说："主席啊，我不想当总参谋长，并不是嫌职务低，你误会我了。我原来就是农家子弟，我的最高理想是粗茶淡饭，柴门陋室。我曾在西北局工作过，西北地区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我至今仍不能忘却，一直在脑海里萦回。"

周总理赶忙从中调和，打圆场说："老彭说的是真心话。"

毛主席的面孔这时才稍稍有了一丝笑意，他对彭德怀解释说："叫你担任总参谋长职务，实际上是让你恢复1947年以前的职务，七大以后至1947年这段时间，你就是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自你担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以后，你的职务由恩来接替。建国后，恩来工作太忙，由向前接任过一段时间。向前病倒了，又由聂荣臻代理。聂荣臻身体也不太好，他几次累倒在作战室里。后来，林彪顶替了三个月也病倒了。恩来不得不再次挑起这个担子。恩来身为总理兼外交部长，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国际外交事务已经够他忙的了。现在你从朝鲜回来，由你分担一下恩来的工作，不是很好吗？全军一半在朝鲜轮战，情况你最熟悉，可以说是轻车熟路，如果换个别人，要从头学起嘛。"

周总理插话说："老彭啊，我看主席已经把他的想法全说出来了，我一人确实承担不了那么多工作，你我是老战友了，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累倒吧。况且，这个职务原来就是你的，现在不过是物归原主而已。"周总理开起玩笑，想缓和一下气氛。

四、副主席任命保留，总参谋长由粟裕担任

可是，彭德怀的心情是无法轻松起来的，他见毛主席、周总理已经将话说到这个份上，自己已经落得个敬酒不吃吃罚酒的地步，再推辞不是不识时务吗？反而引起主席的更大不满和反感。于是，只得说："那我就试试，如果不适合，请中央另请高明。"

毛主席掸掸手中的烟灰，目光停留在乳黄色的台灯罩上，良久突然转过身子，对周总理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是韩愈说的吧？"周总理正欲回答，毛主席继续说道："也不要把老彭的弓弦拉得太紧了，总参谋长他就不兼吧。把副总参谋长粟裕提为总参谋长，由他多管管具体的事，老彭就专门负责军委日常工作的大事，你看如何？"

"粟裕有战略头脑，巧于运筹，而且，他从华东到北京担任副参谋长已有一年多时间了，熟悉了方方面面的情况，总参一摊子完全可以交给他，这样可以减轻老彭的工作量。"周总理对毛泽东的提议十分赞成，笑着对彭德怀说："怎么样？主席这样安排你满意了吧？"

彭德怀点点头。

毛主席对彭德怀说："老彭啊，你虽然在北京军委工作，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的帽子你还得顶着，邓华是代司令员兼代政委，今后朝鲜战争的重大决策你还得拿主意定方案，有关朝鲜战争的对外文电还得以你的名义出现。"毛主席解决了一个大问题，轻松地说：今天开会终于把老彭的任职安排了。

来源： 国科科学技术中心综合《红墙知情录（二）： 开国将帅的非常岁月》，尹家民 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10； 《彭德怀全传》，彭德怀传记组编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百年潮》2008年第1期，原题为“杨尚昆谈庐山会议”